林伯强：中国稀土行业需进一步提升集中度

中国是全球稀土资源最大的生产国。2010年，中国的稀土产量曾达到13万吨，占全球产量的95%以上。之后随着中国加强对稀土出口的管理，以及国内矿山环保标准的提升，中国稀土生产在近几年有所回落。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估计，2016年中国的稀土产量为10.5万吨，仍然约占全球产量的83.3%。

稀土行业曾经在高利润的驱使下经历过野蛮生长。2012年以前，稀土的采矿权证曾经达到113张。之后经过整合削减，根据2012年9月国土资源部公布的稀土探矿权采矿权名单，稀土矿山的数量就达到67个。而除了正规的矿山外，各地的盗采现象也触目惊心，盗采盗挖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损失，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为了规范稀土行业的发展，2015年年初，工信部提出到2015年底前，中国六大稀土集团要整合全国所有稀土矿山和冶炼分离企业，实现以资产为纽带的实质性重组。经过行业整合，到了2016年，产业集中度有了大幅度提升。北方稀土、中国五矿、厦门钨业等六大稀土集团整合了全国23家稀土矿山中的22家、59家冶炼分离企业中的54家。六大集团主导稀土生产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形。

虽然经过整合，稀土行业的集中度和规范度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第一，稀土的初级产品的产能还是严重过剩。虽然经过整合，稀土的冶炼分离产能已经从40万吨压缩到30万吨，但相比10.5万吨的最终产量，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是十分严重。此外，在巨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违法开采的现象仍然存在。由于违法开采的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没有计入产品的价值中，导致了稀土供应过剩和价格低迷。

第二，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行业内部竞争还是过大。虽然目前稀土产能由六大集团所整合，但是其下属的生产企业有很多还是独立的决策单元。在目前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稀土企业竞争激烈，导致国际稀土价格低迷。而个体决策过程中又不会主动考虑资源的环境价值和稀缺的战略价值，这使得稀土的价格严重背离其资源价值。稀土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目前中国还是以出口为主，大量低价的稀土出口，相当于变相地用国内的资源和环境损耗对国外进行补贴。

第三，稀土行业的产业链地位还有待提升。中国稀土产业整体上还是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在中国的稀土产量中，有接近50%是作为初级原料出口的。2016年中国的稀土出口量为4.7万吨，其中主要来源于内蒙古、四川、江苏等省份。而稀土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日本以及荷兰、德国等欧盟国家。

第四，资源和环境保护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可能也需要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稀土开采过程中要使用浸矿等手段对矿物进行分离，会导致大量的化学药剂对土壤的渗透，对土壤和水源都有一定的威胁。上游的稀土资源绿色高效采选和冶炼分离新技术还有待进一步突破和应用。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稀土行业的集中度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中国稀土以出口为主，占国际市场份额很大，是一个可以有价格“话语权”的行业。但是目前的稀土企业在国际稀土定价上依然没有“话语权”。此外，目前稀土价格还是无法体现外部性，使得稀土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过去采取的做法是简单地实行出口关税、配额管理，如此粗放的政策容易授人以柄。2014年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国稀土配额制违反WTO相关规定就是一个教训。企业集中度提升，对保护资源更有好处，对大型企业的监管更为容易。企业集中度的提升，更有利于环境监管。而大企业也更有实力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并投入资源进行环境保护，对稀土资源的综合利用有好处。同时，大型企业有能力对上下游进行整合，提升产业链的价值。

当前的市场低迷期为稀土行业的整合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产能过剩和需求不振的时候，市场价格低迷，企业利润率低。此时可以更容易地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对行业进行整合，整合的成本也相对较低。相关的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可以进一步提升稀土开采和利用环节的环保标准，提升准入门槛。加大对非法开采的打击力度，限制资源的无序供给。同时，要深化资源税改革，使资源税可以更好反映环境的外部性和资源的稀缺性。

其次，加大财税和融资支持力度，并采用多样化的形式整合。由于近几年市场价格低迷，稀土企业大多陷入微利或亏损，行业整合的能力较弱。可以通过政策性贷款、融资支持等手段，为企业提供并购的资金。此外，还可以通过稀土业务剥离整合的方式，将现有企业的稀土业务加以整合。

再次，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目前的稀土资源已经基本为六大稀土集团整合，未来要进一步提升集中度，就意味着利益格局要重新调整。如果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还需政策上的统一布局规划以及必要的行政干预。

稀土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数据说中国稀土储量为4400万吨，仅占全球储量的36.7%。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未来还将是制造大国，需要从长远战略上思考稀土开采问题，避免在低价的时候卖多了、高价时候需要再买回来。